一位先生的个性化生活
著名作家石英记
宁新路
一个人每天要奔几十里地吃一顿午餐，且多年来风雨无阻地去奔这顿午餐，是这个地方的饭绝无仅有，是他在这城市无亲无故，还是他有什么特殊缘由？他有老伴和亲人，他有体面的收入，他有自己的家，他说不出赶这遥远午餐的特殊情况，但这午餐却成了他生活的必需，他每天非赶它不行。
这午餐不是筵席，是机关大锅饭菜，没有家的小炒好吃，他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做饭，完全可以在楼下的饭馆点菜，可他天天却去奔吃这顿午餐，连身体不舒服时也强迫自己吃食堂，变成了意志和体力的较量。他从退休后没有离开过这食堂，一直吃到如今的83岁。他说他的身体爽朗，食堂师傅不拒绝他，他仍将在这食堂吃下去，吃到哪天跑不动这食堂，就罢了。
这个赶午餐的高龄人，是著名作家石英先生；这个食堂，是人民日报社食堂。石英先生住在西城的南礼士路，报社食堂在东城的金台西路。住在城西的他，要赶城东的食堂，食堂大门按点开和关，每天得按时赶路，不得耽搁，过了点儿吃不上，那就白跑。这在石英先生来说，犹如去朝圣，每天的赶路，不敢懈怠，马虎不得。跑几十里路吃午餐，在京城作家中唯一，在京城老人中也许没有第二人。石英先生的午餐，就成了人们的好奇，也就成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谈论。
石英先生独居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座高楼上，总共30多平方米的一居小屋里，除了一张不大的床和书桌，一台电视和茶几，再也摆不下什么家具。身材高大的石英先生，与这窄小的居室，是那么不匹配。屋子难以容下第二个人住进，更是没有放女人梳妆台和大衣柜的地方；没有吃饭的餐桌，只能把茶几当饭桌；没有放沙发和多放一把凳子的地方，来客只能坐床头；没地方放书柜，书报只能堆在书桌和床边。窄小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刚好是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它拒绝过日子的女人。
石英先生在这小屋独居七年了，没有活动空间的屋子，他住得满心喜欢，床头挨着书桌，餐桌的茶几挨着厨房，上厕所几步之遥，倒也便利；微小阳台兼窗户的阳光，洒在书桌上，也洒在屋里，给这个斗室带来了生机，他写作时总能看到阳光和蓝天。他在这间小屋里生活、思考、读书、写作、会友，享受着一个人的清静世界，也享受着大多人难以接受的孤独的奇妙。
石英先生住在这般小的屋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惬意而自在。他说这小屋出活。出活，就是能使他写作精力充沛，文章高产。他在这窄小的空间读书快而多，一天能写好几千字。他在这小屋写了多少篇文章，他自己数不清楚，却是从年轻时到现在，他已出版了七十多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惬意而自在，是石英先生享受着读书和写作给他的愉悦。他感受到了这窄小的空间，给他带来的难以形容的独静。
他这独静的享受感，我在多年前不大相信，以为石英先生委屈地在这小得可怜的屋里孤独地生活，是他人生的不幸和尴尬，绝对与快乐无关。因为他是四十年代战争年月参军且到地方工作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高干。他有丰厚的工资收入，他有大而体面的房子，他有风雨同舟的老伴，他有关心他的两个女儿。他的高龄且继续往高龄上走的年龄，与老伴与孩子住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他没有理由独居在这小屋里，就像旁人没法理解他而担心他安全一样，总感到他独居是个谜，也是很危险的事。别人的费解和担忧他清楚，可他从来没有搬回去的意思，他老伴也居然理解他的独居。老伴和女儿从不怀疑他超强的自理能力，也从不担心他身体出什么问题，他搬不搬回去住随他。除了他与老伴每周团聚一次外，他与老伴都习惯了各自独居的生活方式，且彼此已很自然。
当然他与老伴每天总有六七次频率的电话，聊天说地，互相提醒和关心着，虽比同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少些，但聊起来也常放不下电话。尽管他的电话打频繁了，老伴嫌烦，但他动不动还会把电话给老伴拨过去，老伴就跟他聊。时常聊很长时间。
石英先生的午餐，自打他调入人民日报社那天起，就在那大食堂吃到了离休后的现在。吃习惯了食堂的饭菜，他总感觉食堂的饭菜好吃。也许是他吃这大锅菜吃出了深厚情感，也许是自我安慰。离休后的石英先生，完全可以回家吃老伴给他做的午餐，老伴也劝他年龄大了每天跑几十里地吃顿午饭太劳累了，可以自己做或回到家里吃，石英先生其实也不想去吃这遥远的午餐，他虽动摇过却没放弃。他如登山一样跋涉着，每天按时出门挤公交。去一趟来回赶路几个小时辛苦而费时，且每天上午十点钟必须坐在公交车上，还得给坐车堵车打出时间，否则就赶不到金台路，就赶不上食堂的饭，那就得街头下馆子，这使得他按点赶车，从不敢马虎。除了休息日他不去报社食堂，其他时间除非去了外地，都会风雨无阻地赶这顿午餐。为迈出家门，他通常是一条打起精神的腿，拉着另一条无精打采的腿强行赶路。
从北京南礼士路到金台西路路远不说，还得倒车，挤来挤去累上加烦。这累和烦与那食堂实际上不是多么可口的午餐相提，这顿饭与这劳累不成正比。在别人看来，宁可不吃这餐饭，也不愿受这般累和烦。所以，吃这般苦吃这餐饭这样的事情，在寻常人那里不可能发生，即使每餐饭倒给补助费也不愿受这般累。可石英先生似乎把每天赶吃这遥远的午餐带来的累和烦，当成了活着不能丢失的内容。放弃了这神圣的远行的午餐，好像生命的火焰就会很快熄灭。因而他把赶吃遥远的午餐当成每天神圣的一件事，无论什么天气，无论心情好与不好，无论身体难受与否，无论有谁好言相劝他不要为顿饭折磨自己，无论他给自己会找多少条不去的理由，他都会说服自己，甚至骂自己，让自己在痛苦时穿衣和背上那大包，催赶自己如时出门赶公交。当许多时候被他内心另一个想偷懒的石英即将把他推倒在床上和不让他离开温暖的屋子时，他就对自己发脾气：石英，你这个懦夫，赶紧出门赶公交车你要今天偷懒，明天也会偷懒，今后会随便找个理由偷懒，那你就会彻底变成懦夫！
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下，总是懦夫的石英屈服，真正的石英胜利，那遥远的神圣般的午餐，会顿然在他眼前飘出香味来，让他顿生饥饿感，让他也顿添苦行远路的力量。所以，石英先生离休后多年来为吃这遥远的午餐，不仅要痛苦地接受赶挤公交车的劳苦，还要为每天甘愿受苦吃这顿午餐做不断的精神斗争。要化解掉这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不那么简单。因为下雪、下雨、刮风、酷热和身体不舒服时，会有十二个不出门的理由；因为他那虽小的厨房，米面油盐和锅碗瓢盆齐全，楼下卖菜，可以自己做饭。他会做可口饭菜，即使不愿开火，下楼就是美味的餐馆，那餐馆里有他最爱吃的饭菜，吃一顿饭花不了几个钱。但他想到这些省事的借口时，仍然是把自己骂出了门，强迫自己赶往公交车站。在这样一种与自己不停地较量下，每天的赶路吃食堂，渐成他心里庄严的出行，变成了他一天生活不可缺少的赶路，更成了他保持生命力旺盛和追逐健康活着的心理渴求。
当然，石英先生赶吃这遥远的午餐，还有一个缠绕他每天不得不去报社之事，那就是不断的邮件和稿费单。几十年来做编辑和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邮件和稿费越发渐多，他的小区没有邮箱，重要邮件收不到，也就只好由报社收发室继续代劳。这也是他被每天牵引到金台西路2号的一个缘故。
独居成一种享受，如何把孤独与寂寞变成习惯且不觉得孤单和凄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需要让老伴和女儿接受，也得有战胜寂寞的强大毅力。石英先生和他的老伴，都能接受这种孤单，且不觉得它是孤单和寂寞，是有生活根源的：石英先生年轻时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在天津，妻女都在北京，分居成了他与老伴的生活习惯。独居惯了的石英先生，写作需要安静的地方，就住在了女儿空闲的这蜗居里，感到写作出活既快又多，且一个人的安静让他有了享受的感觉，便也就一年年独居了下来。他每周六回家与老伴团聚一天，下午回到自己的小屋，每周如此，他同老伴都没有了不自然。石英先生独居，反而成了全家自然的事。家人看他独居精神爽朗，身体健康，著作一年几本出版，身心和精神状态很好，他不愿搬回来住，也就由着他了。
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独居的生活，构成了他独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养成了他个性化生活方式，他与在一个都市的老伴每天亲切地电话聊天，与有闲的女儿亲切地电话聊天，国外定居的女儿每周给他打一个问候电话，他每周抽一天上午的时间欢喜地回家与老伴相会，下午回到自己的独居室，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仍每周五天赶吃报社食堂。石英先生这苦行僧式的生活，写文章之多令人羡慕，且八十多岁了腰板直得像树干，脸色红里透白，走起路来铿锵有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精气神旺而不虚，这倒是让人有了点猜想：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寂寞的独居，莫非对他的创作和健康，很适合；这苦寂的生活，是他创作的营养素？石英先生笑而不答这个问题，而他的笑却回答了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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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宁新路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转世天狼》、《财政局长》、《艾先生的个人烦恼》和长篇散文《来去无尘》、散文作品集《近处的风景》《人在西阳里》《朝着阳光走去》《相思树》《阳光照到星期八》《会笑的云》《熟悉的陌生人》《别把阳光浪费了》《误入热地》等共17部。供职于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财政文学》主编、高级编辑。中国财政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篇散文获第2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散文获第五届中国散文冰心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数十项文学作品奖。十余篇散文被选入中小学试题和复习教材。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曾为武警中校，武警部队总医院政治部宣传文化处处长。5次荣立三等功。2001年转业到财政部，在中国财经报社总编室和新闻部、中国会计报社等任职。曾获财政部五一劳动奖章。